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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普與美國選舉後的治理困局：漢密爾頓談自由與真英雄 · M.K. 暢談古往今來｜與古人聊 AI 與未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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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川普與二零二六美國選舉後，當總統將面對不同政黨主導的新國會，政府還能把事做好嗎？這裡是《M.K. 暢談古往今來》，我是 M.K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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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rami: 我是 Dorami。今天我們透過 AI 歷史資料重構，請到美利堅開國元勳漢密爾頓先生加入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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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密爾頓: 我是漢密爾頓。如果政府因互相推諉而無力落實法律，再崇高的自由也只會淪為一紙空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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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選票能改變國會多數，但沒有自動附上合作的方法。如果官僚互相轉文，政策卡在程序裡，等不起的人該怎麼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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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rami: 美聯社在十一月四日判定民主黨拿下期中選舉的參眾兩院控制權，部分選區還沒有判定。這是媒體判定，不能當成各州全部完成官方認證。我們要問的是：增加制衡以後，如何也增加做事的能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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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密爾頓: 依你描述，我會先提醒：無力執行的政府，也可能無力保障自由。法律若始終停在紙上，需要它保護的人，就可能得不到實際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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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你在《聯邦論》第七十篇強調行政需要活力、統一、持續性與適當權力。但川普面對新國會，可能出現不同走向：政策被修正，也可能因爭議而延誤。如果把有力行政當成解藥，會不會又變成規避監督的藉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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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密爾頓: 第1篇也提醒，黨派激情與成見會遮蔽思考與選擇。我主張行政的統一，是希望決斷與責任有清楚歸屬。立法機構的審議與制衡仍有其位置；不能因為需要執行，就把它們一筆勾銷。至於執行出了過失，公眾必須能辨認應由誰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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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rami: 可是，權力集中也可能讓一位首長更容易控制資訊、把過失壓下來。就算知道該找誰，如果得等到下一次選舉才能處理，受害者可能早就撐不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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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密爾頓: 這是我必須面對的反問。我擔心責任被分散後，每個人都說自己只是受到同僚掣肘。但責任集中，也不代表人民自然就能追究。我提出對人民的依存與責任，正因為行政活力還需要共和安全的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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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這就是核心的糾結：政府必須有能力做事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。但，如何？是否注定悲觀？能突破如此尷尬困境的才是真英雄。我不認為解法是呼喚不受限制的強人，也不認為把一切交給無休止的程序扯皮就是民主。我主張必須把「做成事」拆解成可承擔的責任：明確的任務、合法的權限、對等的資源，以及一開始就約定好以什麼客觀證據作為政策修正的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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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rami: M.K.，公開修正的依據，確實有道理。可是左右陣營激烈對抗時，誠實公布不利資料的官員，可能先付出政治代價。選民也未必獎勵認錯。如果大家都想等別人先誠實，第一步怎麼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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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可以先從一件範圍清楚、各方都能檢查的事開始，不必要求所有人先同意所有價值。但雙方都要承擔責任：執政者不能只說對手阻撓，在野者也不能只說不、永遠不提出替代方案。而左右分類，更不能替所有選民或黨內差異下結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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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密爾頓: 你的權責拆解聽來井然有序，但我必須追問：當你把這些檢查與公開程序層層疊加時，是否也正暗中銷蝕了行政部門所需的敏捷與決斷？面對危機時，遲疑往往比局部的過失更具毀滅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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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敏捷需要對風險有判斷。拿AI泡沫的爭論來想：面對可能很有價值、也可能被高估的新投資，政府總得決定支持多少，不能永遠不動。可是一旦看錯，由誰承擔成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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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rami: 先等一下，我們說AI泡沫，會不會讓人以為泡沫已經確定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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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不能那樣下結論。IMF二零二六年十月的展望，同時列出AI投資與生產力的上行可能，以及AI預期重估的下行風險。這是機會與風險，不能證明特定公司的估值。我們接下來用一個假設，看看公共決策怎麼面對這種不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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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rami: 拿這個做個假設：如果某個機關急著推一套大型 AI 審批系統，宣傳說「兩天變兩小時」，結果演算法暗中把弱勢或複雜案件全拒收，連個能講話的人類窗口都沒有。漢密爾頓先生，這算不算你說的「行政活力」？這種災難誰來擔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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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密爾頓: 依這個假設，至少應有人清楚負責，不能讓受害者只能在十幾個機關之間來回尋找。不過，你指出的資訊封鎖與救濟困難，不會因為有一個負責人的名字就自動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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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所以光有事後懲罰不夠。民眾被錯誤系統卡住時，需要真的能使用的申訴窗口、人工介入，以及必要時調整或停止的條件。這些應該在授權時就談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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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密爾頓: 若行政機關每走一步都要停下來向審查自證清白，一旦遇到危機，誰還敢承擔敏捷決斷的責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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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可以把決定政策與日常執行分開。先把目標、預算、權限和必須重新檢討的條件談清楚；在這個範圍內，讓執行者有裁量，不必每走一步都重新請示。但涉及重大傷害或權利問題，就要有能介入的監督。這是我的現代提案，不能說成你的原典已有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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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rami: 以剛才的AI服務為例，先用有限範圍驗證需求，檢查錯誤和拒收理由，再決定是否擴大，確實比一口氣推到底容易修正。但這要專業人力，也要時間，大家願意先付這筆成本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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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這正是要公開協商的代價。我們不能要求零成本監督，也不能只挑漂亮指標。如果程序拖太久，也應說清楚是哪個風險需要查、怎樣才算查完；否則檢查本身也會變成逃避決定的方法。基本權利則不能只拿平均效率來交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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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rami: 但如果完全不停下來檢查，衝下懸崖的也是老百姓啊。而且反過來看，要是國會一看到系統出錯就只管凍結預算、不提任何替代方案，兩邊不就一起把事情拖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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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密爾頓: 我也承認，立法中的不同意見有助審慎，並能防止多數過度擴張。問題是，能否在充分爭論後形成可執行的決定，並讓人民看清每個角色承擔了什麼。合理反對與彼此推諉，不能混成同一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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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所以制衡不能停在說「不」。在野黨如果擋下方案，就該交代原來的問題打算用什麼資源解決；同樣地，執政者撞牆時也不能兩手一攤怪對手，必須說明現有條件下還能調整什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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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rami: 即使照這樣做，願意公開失敗、接受不完美協商的領導者，也可能輸掉選舉。那你的希望，是否仍然太脆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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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是脆弱，所以我不保證一定成功。但可以看一次失敗之後，錯誤有沒有更清楚、方法有沒有改善，下一個人能不能接著做。真英雄要承擔的，也包括說服自己的支持者接受代價，並讓別人有能力修正自己。這比贏下一次爭論難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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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密爾頓: 這種領導值得尊敬。但只期待品格仍不夠；沒有足夠資源、適當權力與可辨認的責任，再勇敢的人也可能做不了事。你們提出的方法，仍要放回這些實際條件裡檢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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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.K.: 所以，選舉之後，我會繼續看：承諾有沒有變成有資源支持的工作；行使否決的人有沒有提出可行替代；執行者遇到錯誤時，有沒有公開證據、修正方向。把選後新聞放回這些具體問題裡，我們才有機會繼續判斷治理的品質。原典與資料放在本集文章裡，也歡迎你想想，什麼樣的突破，才值得稱為英雄。我們下回線上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