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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再冰:《我的妈妈林徽因》

四川气候潮湿,冬季常阴雨绵绵,夏季酷热,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。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。两间陋室低矮、阴暗、潮湿,竹篾抹泥为墙,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,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,没有自来水和电灯,煤油也须节约使用,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。

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,母亲肺结核症复发,病势来得极猛,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。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,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,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,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。从此,母亲就卧床不起了。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,但身体日益衰弱,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。

更使父亲伤脑筋的是,此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。他无奈只得年年到重庆向“教育部”请求资助,但“乞讨”所得无几,很快地就会为通货膨胀所抵销。抗战后期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,父亲每月薪金到手后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,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。食品愈来愈贵,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。母亲吃得很少,身体日渐消瘦,后来几乎不成人形。

为了略为变换伙食花样,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、煮饭、做菜、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。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,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,把派克钢笔、手表等“贵重物品”都“吃”掉了。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:把这只表“红烧”了吧!这件衣服可以“清炖”吗?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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