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家 | 潘耀明：解码金庸的“三栖”传奇

羊晚·花地·文化 · Mar 28, 2026 · 10m

文/潘耀明

1966年的香港，电车在铜锣湾礼顿道的弯道上“当，当”驶过，车声嘈杂中，旧唐楼一间三百多呎的小小编辑部里，四个人的梦想正在静静萌芽。那时的查良镛，尚未成为神台上万众读者心仪的“金庸”。

明知不可为而为之

“当年下决心出版这本杂志的时候，我是决定把性命送在这刊物上的。”

多年后，金庸在《明报月刊》四十周年纪念号上写下的这段话，迄今读来仍让人心头震颤。1966年，一个香港文化人做出了惊人的决定——创办一份纯粹的文化杂志，以“独立、自由、宽容”为信条。

“人总是要死的，为了中国文化而死，做个读书人，心安理得。”这不是豪言壮语，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。

早期《明月》的编辑部设在礼顿道二号A唐楼的二楼，简陋而逼隘。总编辑金庸，编辑许冠三、丁望，助理编辑兼校对王世瑜，四张办公桌挤在一起，每天伴随着电车的当当声埋首编务。倪匡是常客，每天下午从百德新街踱步过来，在靠墙的小桌上奋笔疾书，写完稿便嘻嘻哈哈地离去。就是这样一个简朴得近乎寒酸的团队，却开创了一份传奇刊物的历史。

这份决心，让我想起金庸笔下的郭靖死守襄阳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

亏本杂志的无形价值

1991年，我第一天到《明报月刊》上班，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金庸的办公室，问了一个许多人都想问的问题：“为什么要办一本亏本的文化杂志？”

金庸的回答简洁而富有深意：“我是想替明报集团‘穿上一件名牌西装’。”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