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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学良访谈下 | 没有文革,就没有发明“中国模式”的中国
如今,丁学良教授已从香港科技大学荣休。从皖南文革红卫兵、到哈佛文革课堂的博士生、再到香港三十年文革的教授,文革已经成为了其一生中最深刻的政治经验与思考,对他来说研究文革有着一种魔力。也因此,波士顿书评特邀记者卢吾川特别电话采访了丁学良教授,谈谈六十年后,他对文革、文革后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模式发展等问题的反思。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刊发。此为下篇《没有文革,就没有发明“中国模式”的中国》。问: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造成的灾难不同。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革命色彩,以及充满了毛泽东个人性格特质的“猴性”。这其实与社会主义体制所需要的高度专业化以“计算”作为文职的职业政治家的要求有着天然的差别。同样,在后毛泽东时代,具备毛这种性格与个性的政治家绝不仅有。您认为,毛对于今天中国政治,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?答:毛泽东这样的人,如果想找到类似的政治家。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切·格瓦拉,他们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,选择继续革命。我看到过资料,在古巴革命胜利后,切·格瓦拉也是被掌权者所讨厌的。因为他永远不满足,觉得革命不该终止。他在哥伦比亚被捕后被处决,就成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象征。毛泽东最大的政治遗产,第一是要牢牢掌握军队,枪杆子里出政权,这是中国政治永远的真理。没有普选制,垄断暴力是唯一的合法性。第二,是抓紧笔杆子。就是意识形态控制,对于宣传、教育、信息的绝对垄断。尽管之后的掌权者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修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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